我有一次在一所市重点学校代课，一个月。那感觉像被塞进一个高速运转的机器里，却不在零件清单上。办公室的椅子上有别人名字贴，保温杯没地方放，桌上还留着前一位代课老师留下来的一盒没喝完的板蓝根。我教高一两个班的语文，早读、晚修、还要跟操，一周二十节课，一天一百二十块钱。班主任请病假，真正需要每天七点到班的是我，但考勤表上的名字永远是他。
当时办公室里有位有编制的语文老师，姓陈，比我大十岁。她每天改默写、找学生谈心，干了半天，中午可以在休息室睡一觉。我在走廊上看到她就想，其实干的活没差多少，不同的是她的名字后面跟着“职工编号”，而我的人事关系挂在一家人力资源公司。月底发工资，我数了一下课时费，恰好够交一个月的单间房租。而她每个月有绩效、有年终奖，她那点工作量，如果再按代课费来算，至少是我的三倍。学校不是不知道，但他们有个说法：代课老师是来“帮忙”的，不是来“拿钱”的。
这让我想起老张。老张六十岁，退休了，因为老家学校缺人，成了县城中学的代课老师。他每天早上四点半起来坐小巴车，颠到学校上两个小时课，再坐车回去。别人问他为何不享福，他说，人只要一闲下来，就像一块被晒干的菜皮；代课让他觉得还有事做。老张讲《项羽之死》，声音能震得房顶响。但学生都知道他是代课的，课上到一半有人吃泡面，他骂了一句“畜生”，全班笑，把他也逗笑了。他代课三年，没有参加过一次全体教职工大会，因为没人安排他去。领了一学期代课费后，他才发现合同里没有五险一金——不是他不看，是没人给他看。
代课老师里，通常只有两种人。一种是刚从师范出来，考编没上岸，先代课赚个生活费；另一种像老张这样，退了休不甘心，还想站讲台。他们在制度意义上都“不属于”学校，但又实实在在地承担着许多班级的骨架。难听说，如果第二天全校代课老师集体消失，很多学校连第一节课都排不出来。可这并没有换来半点尊重。学生看你年轻，就不怕你；你管不住纪律，他们就会在走廊喊“代课老师来了”，像报信一样。那个男生声音不小，我听得很清楚，他大概以为我是“过客”，像送外卖的一样，不值得叫“老师”。
有一件事让我至今难忘。一次作文课，我让学生写“我最熟悉的职业”，一个平时沉默的男生写了当菜贩子的父亲。他说父亲每天凌晨去批发市场，一捆青菜的利润是五毛钱，却在交学费时从来不看价。我给他批语：“每一个靠本事吃饭的人，都应该被认真地叫一声老师。”其实我写的是自己。这种“认真对待”却被需要一个编制来确认，就像菜贩子的档口需要一张执照，可饭碗里的尊严，不该被盖章才有效。
代课老师不是教育系统可有可无的补充，更像是一个临时的演员，在最缺人的时候被拉上场，谢幕后连名字都没有。我们总说“要给孩子稳定的老师”，可是却默认代课老师可以被随时替换——这种矛盾，比工资差距更深。如果有一天，代课的费用能按“老师的劳动”而不是“帮工的规模”来折算，也许那盒板蓝根不会剩在那里，泡面的味道也不会飘进古人的悲歌里。我离开前，把地上掉的一截粉笔头捡起来放回粉笔盒。那是我唯一敢做的动作，像替所有不会被记住的人，把句号画完整。
